科研成果|矛盾的治理与国家角色的转变：从政策网络的视角理解上海国际学校的兴起
教育管理系金津副教授近期在SSCI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题为“Ambivalent governance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Shanghai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cy networks”（矛盾的治理与国家角色的转变：从政策网络的视角理解上海国际学校的兴起）。
作者简介：金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副教授，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社会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精英主义、社会流动、政策网络、全球化与教育治理。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不同于已有研究关注国际学校商业化和全球教育产业在其中的作用，该论文基于对上海国际学校校长和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运用政策网络和政策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展现了政府在形塑国际学校实践和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和灵活治理方式，呈现了教育治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概念中所蕴含的矛盾与复杂性。论文也呈现了中国教育政策独特的治理特征，为思考国外概念的本土化提供了研究依据。
论文所关注的国际学校既包含“传统国际学校”（Hayden and Thompson， 2013)，即招收外国学生的国际学校，也包含“国际化学校”（Poole，2020)，即招收中国学生，提供国际课程的双语学校。虽然国际化学校获得了很多媒体关注，但鲜有学术研究从政策研究的视角，探究这些学校兴起的过程、原因，以及它们对中国本地学校和教育治理的影响。因此，本文借助于“政策轨迹”(Ball, 1993)和“政策网络”（Rhodes, 2007，2017; Marsh & Smith, 2000）的理论工具，以上海为例，结合政策文本和实证数据的分析，追溯了国际学校在上海的兴起过程，以及各方参与者（政府与非政府、本土与国际、教育与商业、公立与私立）在其中为国际学校所赋予的意义，并探讨和呈现了国际学校所蕴含的“政策传统”（Rhodes, 2017），即特定看待教育、实践教育的方式（Ball, 2015）。
研究数据包含三部分：1. 从1985年到2021年与研究主题（国际教育、民办学校、中外合作、教育治理、教育改革、政策试验）有关的政策文本、政府官员讲话、学术文章和媒体报道，基于国际学校数据库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图谱；2.2021年3月到2022年1月对六名国际学校校长、两名高级管理者和20名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3. 三个国际学校会议的实地观察。
基于数据分析，根据政策网络的形态和机制，论文将上海国际学校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呈现了不同时期政府不同的治理方式。第一个阶段是1993年到2009年，这一阶段政策网络呈现出类似于罗兹（Rhodes, 2007）所说的“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形态，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政府与社会、教育与商业、公立与民办、本地与国际、学校和医院等其他公共服务机构）被政府给予高度的自由和信任，来建设教育的现代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特区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教育者改造中国教育单一向度的理想。然而，虽然看似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态，国际学校的兴起隐含着国家主导的规划和“教育外化”（Lingard et al., 2014）的特征和传统。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到2015年，政府主导建立“21所”，以试验将国际课程引入中国学校，以实现教育创新。“21所”的建立蕴含着前一阶段统一的政治、经济、教育逻辑的背离，政府通过政治背书的形式划定政策网络的界限，以此来区隔商业化的国际学校运作，在小范围内维持政策网络作为政策试验的功能。这一时期的转变将政策创新固定为特定区域，激发了教育者对政府的服从，也建立起以公立属性为基础的等级结构。第三阶段是从2015年到现在，政策更加严格地限制国际学校中的商业化，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民办学校，这也伴随着国际学校的转向，从强调国际课程，到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校。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化扭转了政策借鉴的方向，从向外到向内寻找教育资源，然而教育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外向传统依旧体现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中。
论文对三个时期政策网络形态和政府治理方式变化的梳理，呈现了“国际课程作为政策试验”的范围和功能。从国际学校的兴起开始，这一政策网络就被划定为小部分精英学校，并且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绑定在一起。国际学校政策网络的发展伴随着创新、前瞻、全球化的校长和教师的成长，回应着全球化对中国教育的新要求，培养出了能走向世界的中国精英。然而，国家主导和规划的国际教育等级结构、区隔和关系，把教育治理变成了国家计划的工具，阻碍了以教育本身为目的的对话和政策学习，催生了教育者对政府和政策的服从与依赖，限制了教育专业经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
本文呈现了教育治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中蕴含的矛盾、复杂和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被中断的新自由主义化”（disrupted neoliberalisation）。然而，如布伦纳（Brenner et al., 2020）所说，“政策失败本身就是政策探索、试验的过程，是它持续创新与扩散的一部分”。未来聚焦于中国独特场域下政策变化的研究或许可以带来新的洞见。
论文原文参见
Jin, J. (2022). Ambivalent governance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Shanghai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cy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10.1016/j.ijer.2022.1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