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系（教育经济研究所）举办“课外辅导有效吗”学术沙龙
贾婧雯 记录整理
2018年6月13日下午2点，教育管理系陈纯槿老师与二十余位师生在文科大楼1213室，举行本学期第三次学术沙龙，共同探讨“课外辅导”问题。陈纯槿老师使用2015年PISA考试的调查数据，以我国（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参加该项考试的学生为样本，采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发现课外补习未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素养，反而有一定负面效益。
陈纯槿老师主题报告：课外辅导有效吗？ - 基于PISA2015的实证研究
引言
课外辅导在今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引起了教育部等各级相关部门的关注。课外辅导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活动，许多学生都亲身经历过。大部分中国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孩子去补习，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与同龄人的学习竞争中胜出。很多时候，家长没有考虑孩子的意愿和实际需求，常常盲目跟风为孩子报名参加课外辅导。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剧场效应，指坐在剧场第一排的观众如果以站立的方式看电影，后排的观众则都会选择站立观看。
课外补习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教育现象。PISA 2015年调查了全球22个经济体的中学生课外补习情况。泰国学生的数学学科补习参与率排名第一位，高达91.2%；我国四省市场排在第九位，数学学科补习参与率达到74%。总体而言，数学学科的补习参与率是PISA三门学科（阅读、数学和科学）中相对较高的。亚洲、韩国、中国等等亚洲国家的补习参与率高于丹麦、冰岛等欧洲国家。在参与率最低的丹麦，也有近三成的学生正在补习。在补习时间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泰国，每周补习时间高达40.7个小时，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每周补习时间为18.3小时，我国四省市每周补课时间为21.4小时。
研究问题1：课外补习是否有效提高了中学生的学科素养？
研究问题2：与农村学校相比，城市学校是否会因为教育资源集中而产生更加显著的补习效果？
研究问题3：网络辅导方与传统的现场辅导相比，那种方式的补习效果更好
研究问题4：补习时间过长是否会降低课外补习的效果？
文献回顾
最早提出影子教育和关注课外补习的是家庭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贝克尔，他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课外补习的文章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发展较为滞后，2010年前主要为推荐或概述国外课外补习状况的综述类文献。2010年教育经济学家曾满超发表关于课外补习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后，我国的研究者才开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讨论课外补习现象。课外补习现象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二是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国外比较有代表性文献是史蒂文森和贝克尔（Stevenson＆Baker）1992年对日本高中学生课外补习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他们发现自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课外补习，并且参加补习的高中生更有可能升入大学。由此可见课外补习是一种受经济因素影响的行为，它可以帮助高中生获得正向效益，从提高中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另有一部分文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006年苏亚德玛（Suryadarma）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对印度尼西亚四年级小学生的数学和听写测试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2008年史密斯（Smyth）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水平模型对爱尔兰高中生课外补习进行调查，发现即使支付较高的补习费用也不会提高学习成绩。国内两篇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北师大教育经济学著名学者胡咏梅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加权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PISA测试的上海学生的补习数据，发现课外辅导对于上海学生的数学成绩具有“正向效益”，科学补习与数学补习存在“叠加效益”，语言补习与数学补习存在“挤出效益”。薛海平2016年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初中生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有助于提高单科成绩，但每科成绩的提升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梳理国内外文献能够发现，研究者都需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样本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是指由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初始条件不同，极有可能在其他变量上出现选择偏误。例如，参与补习的实验组和没有参与补习的控制组样本，可能在学生个人能力或家庭背景方面也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无法判定学生成绩高低一定是因为是否参加了补习而造成的。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国内外文献中使用最普遍的办法是倾向得分匹配法。
研究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是最有效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的方法。该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进行调整，达到几乎等同于随机匹配的效果。研究课外补习时使用该方法的关键点在于，经过PSM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除了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外，其他方面的个体和家庭背景特征均应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在统计学中称为平行假设。
使用PSM的关键在于获取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简称PS），PS的获取主要依靠Probit概率模型来实现。Probit模型的设定主要包括处理变量和匹配变量两个方面。本研究中的处理变量是指“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匹配变量中筛选出具有较高显著性特征的变量，主要包括学生的性别、年龄、家庭ESCS（经济社会文化地位）、转学经历、教育期望和工具动机等。具体来说，设置虚拟变量Di，以Di={0,1}表示个体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其中的1表示参与，0表示未参与。再用结果变量yi来表示学生的学科素养，yi存在两种状态，一是当Di=1时，y1i代表个体因为参与课外补习而获得的学科素养的成绩，二是当Di=0时，y0i则代表个体未参与课外补习所获得的学科素养成绩。接着利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匹配方法，即最邻近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法，来找出与实验组极其相似的个体对象，在控制组样本中向前或向后寻找最接近干预组样本得分的对象，并形成配对。具体到本研究来说，即在确定完一个特定的实验组样本之后，通过最邻近匹配法即可在控制组中找出一个与确定的实验组样本在学生性别、家庭背景、心理状态等特征上极其相似的样本，两个样本只在是否参加课外补习这一个变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一人参加了课外补习而另一人没有参加。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为来自PISA2015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中学生的课外辅导相关数据。由于本研究是一个准实验，因此
命名实验组，而是通过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来选取样本。将参与课外补习的中学生归为一类命名为处理组，再将未参与课外补习的中学生归为另一类作为控制组。由于参与补习的中学生选择最多的科目主要集中于数学、语文和科学这三门，因此将结果变量确定为样本的数学素养、阅读素养和科学素养。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本次研究的样本共有9841
学生。2015年我国四省市中学生的数学素养最高，其次是科学素养，阅读素养位列末尾。2015年中国学生PISA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阅读素养（即语文素养）薄弱而造成的。从极差来看，差异最大的也是阅读素养，这意味着在语文学科素养方面学生不仅总体水平偏低，而且离散程度大。在三个学科之中，中国学生的弱项是阅读，优势学科是数学。
处理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从均值来看，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无论是科学素养、数学素养还是阅读素养都无一例外地低于未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由此可以看出课外补习的效益是负向的。学生性别、家庭背景、转学经历、教育期望、工具动机等变量来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如果只是简单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进行估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统计学上的结果误差。因此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选择建立Probit模型来估算PS的值，由此推断哪些学生更有可能去参加课外补习。
估算PS值：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在参加某些学科的补习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参加科学和语文课外补习的可能性低于男生，在数学方面女生参加补习的几率略高于男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生在语文和科学方面的表现优于男生，因此更不需要去参加这些科目的补习。社会经济文化地位越高的家庭的学生，参加科学和数学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大，而参加语文补习的几率反而越低。从转学经历来看，流动学生在很多方面需要学习适应，因此也更有可能会参加补习。从教育期望来看，若一个学生对于自己抱有远大的教育期望（将来达到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其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反而比较低。以上分析的匹配变量中除去学生的性别变量之外，其余的变量都达了统计上的显著性。
匹配效果：利用最邻近匹配的方法对样本进行配对，结果非常理想了符合预期。具体表现为，匹配后的偏差极大程度地减小，标准化的偏误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从p值来看匹配前极其显著的变量经匹配后都不再显著。这也说明本次研究选取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前存在异质性，先决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别。
研究问题的结论
研究问题1：课外补习是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
从t值来看，相较于匹配前，匹配后的t值全部明显地有所下降，由此可看出若研究时没有考虑样本选择偏误，则可能高估或者低估课外补习的效益。从总体样本结果来看，ATT值即平均处理效益（在本研究中可以理解为补习的效益），无论在科学、数学还是阅读素养方面，无一例外匹配后所呈现的系数值都是负向的，并且极其显著。这说明补习不仅没有使学生的数学、科学、阅读素养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反而产生了负向的效益。
研究问题2：学生所在地域差异对ATT的影响
城市中学生参与补习匹配后的效果同样是负向的，而农村中学生的负向效益比城市中学生更为严重，农村中学生参与补习反而对其各学科的成绩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研究问题3：课外补习方式对ATT的影响
一对一网络辅导匹配后的结果中APP值极其显著地呈现为负值，而一对多的现场辅导匹配后的APP值极其不显著。这表示其补习的效益是极其微弱的，相比目前广告大肆宣传的一对一网络辅导，反而是传统形式的一对多现场辅导存在微弱不显著的正效益。
研究问题4：课外补习时间对ATT的影响
以每周60个小时以上和每周40个小时以下作为分界点进行划分，结果发现每周补习60个小时以上的学生所的补习效益是显著负向的，补习时间控制在40个小时以内的学生的补习效益是正向的。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总体而言，参加课外补习并未有效提高中学生的科学、数学及阅读素养，反而带来了一定的负向效益。二、学校类型会影响课外补习的效果，相比于城市学校，农村学校课外补习的负向效果更加显著。三、不同的补习方式的效果不同，现场辅导的效果优于网络辅导。四、补习时间过多会弱化课外补习对中学生学科素养的补习效果，补习时间控制在40个小时以内，课外补习的效果较好。
讨论：
陈纯槿老师的精彩报告，给在座师生深刻的启发。部分与会学生向陈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陈纯槿老师对相关问题给予了现场回应。
贾婧雯：对于课外补习方式的问题然有一些困惑，您在分组时将一对一的网络辅导和一对多的现场辅导作为一组进行比较，而每一个维度都出现了学生人数和辅导方式两个可变化的点，在检验分析时是否会因为没有将变化量控制为一个点而出现结果的误差？
陈纯槿老师：选择这两项列为一组进行比较检验，是因为事先已经检验过一对一现场辅导的效果同样也是负向的。由于目前阶段无法找到一对一现场辅导没有得到正向效应的理由，因此将报告进行了简化。同时，一对多的网络辅导事先也进行过检验，效益仍然是负向的。列出报告中的两项来进行比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选取的初衷是旨在将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新颖的辅导方式和比较传统的做法放在对立面来进行对比，起到突出的表达效果，二是因为课外辅导的形式在人数上不仅限于一对一或者一对多，还存在着小组学习和大组学习，他们得到的效益同样也是负向的。
焦玉婷：老您采取的是量化研究，这意味着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本身的收集如果出现问题，则后续的检验和结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报告中的数据是通过怎样的问卷形式和题目收集而来的？我对于如何得到每个控制变量仍然存在疑惑。
陈纯槿老师：这个问题涉及到PISA抽样调研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每个人的心理特点不同，通过问卷终归无法完全切实地知道个人最真实的心理想法。PISA的问卷经过多年打磨和发展，采用的抽样方法是按概率分组抽样，操作规范性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有收集样本的设计都相对比较考究且符合随机性的，因此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
陈纯槿老师使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研究课外辅导现象。出人意料的研究结论，增进了大家对课外辅导的认识，本次沙龙活动在师生的思维碰撞中圆满结束。
教育管理系（教育经济研究所）举办“中外比较视野中的班级”学术沙龙
凌倩雯 记录整理
2018年6月13日下午3点，教育管理系（教育经济研究所）二十多位师生在文科大楼1213室，举办了本学期第三次学术沙龙。教育管理学系李伟胜老师探讨了班级作为一个组织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并从一些有意思的中外教育现象对比中发现班级研究的独特意义。
李伟胜老师主题报告：中外对比视野中的班级
引言
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更好，但也更难的时代。改革开放给大家创造的条件，让我们有机会走遍全球，参与各种国际项目。在参与的过程中，我们要逐步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工具系统。在德国考察学校、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我也发现，德国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于英语成为国际流行的工作语言心悦诚服，但他们认为国际教育界、学术界以英语国家提出的话语系统为标准，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特别期待中国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大家开始和国际一流研究者对话时，会发觉很困难。除了要克服语言障碍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思想能够奉献给世界同行。我认为班级是一个特别有中国特色的领域。今天我们聚焦“中外比较视野中的班级”，可以在国际视野中看到的新问题，找到新的研究感觉。
一、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功能
中国上海在PISA测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后， 英国开始试水引进中国的数学课程，中国教育成为了全世界共同探讨的话题。中国数学教育的秘密在哪呢？除了中国数学教学采用的方法和信念，重视“在职进修”，强调“集体分享”等因素外，中国教育背后还蕴藏着更多的秘密。比如，上海的初中教师从六年级到九年级带同一个班，教师对班上的每一个孩子甚至家长的想法都很熟悉，因此家校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但在西方国家，他们是选课走班制，即使有的国家配有班主任，但其职责和我国也是有差异。
下图是美国的课堂，他们的桌子是独立的，而中国学生有同座，同座叫不叫同学？“classmate”能不能翻译成“同学”？“classroom”能不能翻译成“课堂”？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另外美国的学校有很多柜子，还有宽敞的走廊。美国中小学的走廊是我们走廊的至少三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室和稳定的班级，所以用美国的教育话语体系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存在风险。美国学校的橱柜对于每个孩子来讲是他的私人空间。中国孩子缺少这样的空间看似是一个弊端，但换个角度来看，拥有稳定交往的生态和生活空间也是一种福利。我们进一步的看它的人文体验就会发觉也许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的班级生活会描述不清，就好比用西洋油画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画的留白艺术。美国教室的布置与管理基本上由教师决定，教师的个性决定着教室的形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的教室对于教师的个体意义，要远大于对于学生个体的意义”。中国的教室具有美国的教室难以具有的功能，它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物理”、“社会”、“个性”以及“发展”等四大空间。
图1
图2
中西方的class、classroom、classmate、teacher等概念的实际内上是有差异的。美国学生缺少的不仅是一个“稳定的教室”，更是一种“班级生活”，一种“同伴文化”。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中国的“教室”与“班级”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呼唤富有中国智慧、教育智慧的班主任和教师！
二、相似的视角，不同的风景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校开始实行选课走班制。以北京十一学校为代表的取消班级和班主任的观点与做法得到了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媒体的认可与支持。随着AI技术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学校会消亡。例如，如利奇提出的学校消亡论（Deschooling），认为学校传播信息的功能可以被互联网取代，老师也没必要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师的功能发生了从知识传播者到思维启迪者的重大变化。我坚信“真实的人的生活”。有一个流派哲学叫做具身现象学，认为认知、身体和世界三者是统一的整体。从这一角度来看，学生到学校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学知识，还要有面对面的交往。我们应该思考选课走班制和班级授课制哪一个更有利于深度的直接交往。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实行选课走班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个性化教育。很多人错把“个性化”当作“个别化”我们需要看到“个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区别，“个性”是“personality”，意味着它是“人格”，而人格的的培育需要交往。有些学者认为“个性化”就是“个别化”，它们都是“individuality”，这是值得商榷的。对于“personality”来说，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叫“Self”。西方人的自我主要是独立型的自我，所以“Self”和其他人之间都有一种连接点，但是没有多少交集。东方文化培养的人属于另一种自我，这个“Self”和周围的些人具有相交的关系。用脑电图能证明在说到“我”这个词的时候，中国人的脑电图和美国人的脑电图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存在差异。差异之一就是中国人说到“我”的时候，往往同时跟着兴奋起来的是自己的家人。
图3
图4
“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共同的词根是“dependent”，如果有一种自我叫“dependent Self”，那应该翻译成“依赖型自我”。但是至今90%的中国学者都有可能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Interdependent Self”默认的省略掉了“Inter”这个前缀，直接翻译成了“Dependent Self”。我们总以为西方的“独立型自我”是好的，中国的“互依型自我”是不好的，所以就把“互依”给省略掉了，我们以为自己是依赖型人格，其实不一定，因此需要研究我们这种人格具有的优势与弊端。斯坦福大学学者Markus认为典型的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品质与成功。在这种文化下，个体通过关注自我，发现和表现其独特的内在品质来维持其独立性，个体形成的是一种独立型的自我结构。大部分非西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际的和谐和团体目标。在这种文化下，个体关注他人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形成的是一种互依型的自我结构，自我被认为是与环境相互依赖的。东西方文化下不同的自我结构可以解释人们在认知、情绪、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差异。
例如陈纯槿老师基于TALIS的研究发现，中国上海的师生关系融洽度占0.140，按照影响程度由高到低排序占第二，而所有参与国的师生关系融洽度为0.093，我们要思考如何去解释这一现象。中国教师和西方教师的课堂管理不一样，中国教师基于整体的长期运作来管理课堂，而西方教师尤其是美国教师就不是如此。这个差异说明国际视野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比较、分析。要理解中国教师，我们要把握自己的话语系统，包括提出自己的概念、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提出自己的命题。在未来的30年，中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会各自提出新的话语系统来解释教育现象，这个背后存在很多值得玩味的学术秘密。
图5
三、国际的视野，中国的话语
“Peer Effect”是“同群效应”或“同伴效应”，它
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到价格、收入等个体自身经济利益的激励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周围与他相同地位的其他人的影响。以学校为例，一个学生向同学解答问题或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都会影响他的同学，同时他的行为也会影响班级的氛围。如一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会直接影响他的同学，也可使老师不得不花更多时间整顿纪律，减少了老师传授知识的时间，因此间接地使他的同学受到影响。同样叫做“Peer”，美国人理解的“Peer”和我们理解的“同伴”，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差异。
研究Peer Effect存在难点，从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的角度，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概念的区分。第一个是“内生影响”(endogenous effects)，第二个是“关联效应”(contextual effects)，第三个是“情境影响”(contextual effects)。这三个研究的重点都是教育问题，另外，对同伴关系的研究与NCLB（No child left behind）有密切的联系，NCLB关注学校中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和较低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孩子的学业发展。对于那些未能使弱势群体学生成绩得到改善的学校，允许其中的学生转学。学校选择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内的同伴效应，即同伴的能力和同伴关系的作用机制。因此对同伴效应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教育生产函数中的残差部分，即如何通过学生流动和分流来提高学习成绩。由此可以思考我们的选课走班制是否通过让学生流动来提高其学习成绩，这是好是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自己的实验，通过班级建设提升学生发展质量。开始的时候，这个班级在行为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教师抱怨，学生调皮。第一年行为规范明显好转，学生改变精神面貌与活动方式；第二年日常行为追求更高品位，学生思想活跃，成绩开始提升；第三年自觉承担发展责任，学生思想丰富，思维活跃，挑战教师极限，成绩高于相同起点的平行班。定性描述与数据分析表明班级建设之后学生的主干学科成绩达到了更高水平。
图6
图7
图8
有两点可以对此进行解释。第一，班上孩子的动力系统发生了变化，他们有竞争，并通过竞争来增强实力，但他们更有团结。第二，借助抱团，他们在学习方法和心理疏导等方面相互支持、共同进步。他们把学习当成玩的过程的一个游戏。我认为学习与做研究都是游戏，我们需要带着一种解决谜的心态来学习与研究，从而不断拓展视野、增长智慧。
一个班级应该有三层圈，中间两层圈是学生的发展，真正促进每个学生发展的不仅仅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同伴。因此我也期待大家能够团结协作，互相交流，营造更好的发展生态，让每一个幼苗都茁壮成长。在这一点，中国的教育实践尤其是班级建设有它独特的贡献。我的研究把班级分为三个层次：“做事”的“管制型班级”、“成事”的“自主型班”级以及“成人”的“民主型班级”。管制型的班级，学生要做老师规定的事情，叫“做事”；自主型的班级，学生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叫“成事”；民主型的班级不仅是“成事”，而且还要“成人”，在民主交往中成为高尚的人，学生享受到学习带来的光荣感、尊严感与自豪感。这也是我的学术理想。
图9
《基础教育中的班级建设：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是我正在写的书，也是我申报这个课题的后期资助项目。书中以“PISA测试后探究上海教育‘秘密’的新视角”为绪论，正文从三个角度介绍了中国教育中班级的独特生态，这是我和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几十年研究得来的体验，也是我个人的阶段性探索。我期待着和大家一起探索班级、学校以及区域的教育系统，无论是你的研究方向是学校管理、教育行政、教育评价、教育法学，还是教育经济、教育财政，我们都能找到合作空间。谢谢大家。
讨论：
李伟胜老师的精彩报告，给在座师生深刻启发，与会师生围绕“中外对比视野中的班级”发表各自观点，李伟胜老师对大家的问题给予现场回应。
陈纯槿老师：我对班级管理这一块非常陌生，我特别想知道班级在目前的研究中有没有比较热门的话题，有哪些问题值得去做深入的研究？
李伟胜老师：就我的研究视野而言，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走班制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如何建设更好的民主型班级，及其背后的学术依据都是我们需要去弄清楚的问题；国际视野下中外班级管理的一些异同及其背后的班级特征，如学生的交往特征、学习方式、学习氛围等。在国际视野中可以拓展的关于班级的研究有很多，比如班级管理中的教师团队协作问题。总之，中国班级存在的价值及其在教育系统里的功能，我认为在未来20年之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凌倩雯：您刚才提到“要理解中国的教师，需要提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希望您可以做进一步的扩展。基于您对班级管理这么多年的深入研究，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教师这一块有什么可以研究的点？
李伟胜老师：文化、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发现已有的文化资源和话语系统不够用了，所以需要创新。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比如班级、教师、学生等这些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概念，其前提可能就存在问题。就班级管理而言，我们可以形成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系统，让中国的班主任、教师和学生受益，也让国际同行了解。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例如教研员制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新时代学校管理视角下的教研机制等问题都值得做进一步探讨。
李伟胜老师的报告“中外对比视野中的班级”精彩纷呈，令人振奋。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大家仍然感到意犹未尽。李老师对班级组织进行的深入思考，激发了大家对班级研究的热情，本次沙龙活动在师生的思维碰撞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