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述评 | 在“对焦”与“变轨”中促进新时代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会议述评与反思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着眼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对高质量教育的期盼、致力于扫除教育内外的各种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三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一揽子精准施策的配套方案，加速推动教育内涵发展的战略转型[1]。即便在新冠疫情的连环冲击与考验下，我国教育仍然“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取得了辉煌成就”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2]。回望去年，疫情加速重构了教育行业的整体生态，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无疑将对我国未来教育的总体走向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及至2035年，我们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意味着各级各类教育乃至系统本身都将聚焦质量内涵的建设与提升。如果说，确定这一新的战略方向是对新时代以来教育发展目标的一次精细“调焦”的话，那么中央关于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则是自建国以来首次从评价这个“牛鼻子”和“指挥棒”入手，力求将中国教育这一庞大体系的运转从“功利主义”切实转向“立德树人”的一次重大“变轨”。这两项关乎教育、针对教育的重磅文件，一个从方向上总体“导航”、一个从路径上予以“助推”，势必掀开中国教育改革恢弘的新篇章。
在此节点上，华东师大教育管理系第四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研讨会如期召开。这个“小而精”的论坛自2017年创立以来，一方面见证了十九大后我国教育变革发展的年度动态；另一方面，也因其对国内外教育领导研究的持续关注而成就了论坛的学术特色[3]。面对极不平凡的2020年，在疫情引发的全球教育发展大变局和党中央关于国内教育改革的新布局下，教育管理系（全球教育领导与协作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教育领导学专业委员会，以“踏上新征程：百年变局下的教育领导力”为会议主题，并着重从“变局下的教育领导情境和能力建设”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与生态优化”两个方向展开了专题讨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香港教育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等国（境）内外高校研究者以及上海市部分区县教育局、教科院、中小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者共计40余人与会，部分境外学者线上进行了分享交流。本文既是对这次会议的系统梳理，也是对新时代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关键问题的深入思索，以期与学界交流。
一、 瞄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与研究“对焦”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之下，我国教育发展在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定位也从“公平而有质量”悄然升级为“有质量的公平”，进入公平与质量“互释互构”的新阶段[4]。事实上，纵览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教育改革文件，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到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以及评价方式的改革，这些政策在解决特定问题的背后，莫不体现出“质量之眼”对于整个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扫描。从搭建“四梁八柱”到专注“内部装修”，为了实现质量建设的精进，各层级各部门的政策设计通过一系列持续、高频的政策“变焦”，不断找寻并锁定那些有碍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症结进行“靶向治疗”。这在教育部长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亦体现得尤为鲜明1（见注1）。
与此呼应的是，本次会议上的若干主题分享也反映出研究者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复杂教育实践的持续“变焦”和反复“对焦”，将那些未被充分关注、尚未深入研究的矛盾和问题“清晰化”，进而以学术的视角和思考回应质量提升的政策关切。
1、 在学校层面聚焦日常教学过程的公平问题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梁茜博士以《育人方式改革下的普通高中教育过程公平》为题，分享了新近研究。该报告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一则，相对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平作为学术和政策观照的“盲区”，在当前普通高中多样化和育人方式改革背景下越发不容忽视；二来，以往对于公平问题的研讨更多侧重起点和投入等外延层面，而对教育教学过程等内涵层面的关注在当前质量提升的导向下更加值得研究。据此，梁博士根据西方政治哲学中不同派别的公平理论视角构建了针对高中教育过程的公平分析框架，即横向的“资源投入”“程序制度”“人际互动”等教育公平领域和纵向的“平等对待”“弱势补偿”和“差异引领”等教育公平的程度；同时，她还引入“学生公平感”指标将高中教育过程公平的讨论推向了近来不断升温的主观体验层面[5]。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实证调研发现，资源配置在区域之间仍是影响公平的重要因素，这在学校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在班级层面，
同班型类别的教育过程公平差异显著，少数民族班级学生的公平感全面走低，而重点班级的公平得分也低于普通班级，班额越大学生的公平感越低；在学生个体层面，随着年级的增高却呈现出公平感降低的迹象，学生间在教育过程公平感受上的差异甚至远远超过区域和校际差异，“差生”群体是过程公平感缺失的“高危”人群。尽管上述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佐证，但结合有关地方超级中学及其对地方高中教育生态影响的研究[6-7]，不难看到高中阶段教育过程的公平缺损已然制约了我国高中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发展，理应成为进一步研究和政策干预的对象。
2、 在集团层面聚焦教育组织规划与治理问题
十九大以后，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学区化和集团化发展也走向内涵提升的新阶段。“紧密型学区/集团”成为新一轮政策推进的目标。这一政策上的“对焦”亦引发学术研究的跟进。上海师大张晓峰教授就从治理的视角，对“十四五”期间的集团办学的组织和规划问题进行了更细化的考量。他指出，集团化作为基础教育学校“联盟化”的发展策略符合世界教育变革的大势，而既适度在集团层面权力共享共治、又保持不同学校和单位的相对自主，这种“软联盟”的共同体模式符合大多数集团的现实。然而，名义上的“联盟”要想真正走向共同体的确需要在组织和规划方面强化内涵建设，而治理的思维和视角显得尤为重要。他结合杨浦区一个办学集团的个案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强调“吸纳各方利益相关者”“优化合作伙伴关系”“促成共同行动”的治理目标不仅需要明确权责关系和制度规范，更重要是在治理内容上找抓手。这不仅包括集团的课程教学、教研组织、教师发展、学段衔接等“技术核心”，从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全方位学习、品格养成以及顾及特殊需求学生方面抓好教育的“生长点”，才是集团通过更大范围协作能够有效推动的事情。张教授所言集团要做“教育的事”恰恰与加拿大学者富兰所倡导的教育“治理核心”（governance core）理念产生共鸣。富兰认为，在维系教育联盟存在发展、推动学校效能提升的一系列治理元素中，那种维系共同体“统整性”和“一致性”的“道德力量”是最为关键的[8]。显然，在教育的任务上持续深耕、让育人的伦理感召成为凝聚集团人心的力量，才是未来提升教育集团化质量更为迫切和本真的诉求。
3、 在区域层面聚焦优质教育资源的创生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李伟胜教授的报告《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需要怎样的领导智慧》，在透视优质均衡的内涵基础上，从领导力建设的角度出发让我们对优质资源和教育的生成问题有了新的体认。他首先指出，我们以往讨论的优质教育更多是从一种要素资源包括人、财、物、甚至符号（即所谓学校“品牌”和“声望”）的组合与配置角度来说的，相对忽略了对于这些资源从何而来的追问；更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作为教育产品不可或缺的一个“优质”判别指标，那就是学生和教师以及教育实践参与者的能动性和主观体验。诸如“幸福”“尊严”“满足感”等理应是教育优质与否的重要维度，这既是教育的成果也是教育发展的必备资源，这个意义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具有主观性和建构性特征。据此，他认为在高质量义务教育发展阶段，优质均衡不仅是各种要素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经济学”问题，也不仅是靠项目制模式激励驱动的“管理学”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发展真正回归内涵、让人的“意义感”成为驱动区域教育持续优化改进的内源动力。为此，他强调用复杂系统科学视角来做“教育学”应该做的事，那就是释放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善用政府服务人民的治理智慧、社会共建学校为基的文化生态，这背后是教育领导者和实践者协同共创的努力。李教授的报告一方面凸显出“幸福伦理”在教育过程中的本源意义[9]，另一方面，也呼应了近年来有关教育发展机制追求“内外平衡”的哲思和趋势[10-13]。
4、 在系统层面聚焦教育治理机制的协同问题
上海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汤林春所长也从治理机制的视角切入基础教育的热难点问题，窥探政府-市场-学校-家庭在教育运行中的关系和联动机制。尽管这个话题在治理的语境下被屡屡提及，但汤所长的反思却把焦点汇聚在实践的困惑和背后的矛盾之上。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背后是两种机制在系统运行中的不兼容。他回顾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政府和市场机制在教育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边界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拉锯变迁，反映出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教育产品属性的界定和系统性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分歧。尽管我们不断调整“公共物品-公平”和“私人物品-效率”二者在教育系统中的运行参数，但它们在出发点、作用逻辑、评判标准上的根本冲突一旦在系统层面突显，就会诱发教育运行的波动和公众的焦虑。二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背后是委托与代理双方互动中的不信任。民众、政府（包括不同部门和层级）与学校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流通和机构利益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典型的委托代理矛盾。但更深层的矛盾其实存在于三方互动中关系的扭曲和异化。在绩效问责主导的管理主义文化浸润下，不放心、不信任成为各项管理举措出台的基本假设，而在此之上民众监督缺位、政府行为失范、学校活力不彰的症候就长期难以缓解。三是学校与家庭的关系，背后是公共供给和私人需求的不匹配。学校教育作为主流价值和官方意志的产物与家长消费者对教育功利化诉求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这不仅制约国家教育改革的真正落地，也不利于家校合力和育人生态的更新。根本出路，还在于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如何因时因地实现创新性协同。这方面，世界范围的教育创新实践已持续展开[14]；美国的一些公共服务微创新也已超越“政府”“市场”二分法，立足服务对象的本体立场和伦理诉求探索“在地化”教育公共服务的组织创新[15]。应该说，汤所长的分享对我国城市的教育系统改革的不断推进仍有启发。
二、 指向新生态建设的评价和实践“变轨”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专题围绕备受关注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生态优化”展开。应该说，教育生态的重建近年来讨论颇多，不仅学术界有此共识，国家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设计也都有此指向；去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信息技术对原有教育形态的冲击和再造，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更是抓住了我国教育体系的“七寸”，从而为符合新发展理念、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格局的教育生态营造提供了强劲的动量。在笔者看来，这次改革无异于一次针对教育系统运行的整体“变轨”，使之按照新时代高质量教育的发展方向持续迈进。对此，与会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分享了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实践智慧。
1、推动教育评价根本观念的“转轨”
从本次国家教育评价改革的文件中不难看出，改革虽指向评价，但文件的立意高远、格局宽广、内涵丰富，我们的教育乃至社会关乎评价的根本认识与观念转变可以说是改革要直面的重要目标。本次会议的专题讨论，有多位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导者都对此分享了各自的体会和洞察。
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位再认评价改革的要义。观念转变首先需要在新的时空情境下明确教育评价的内涵。上海领导科学学会会长、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庆松教授指出，教育评价改革要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他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评价改革置于“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未来五年到十五年的远景规划中进行思考，强调要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的大目标，从教育质量、结构、规模和效应着手回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系统改进评价方法，理顺体制机制，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其次，从人民主体的本位再思教育评价的本义。观念转变的第二个层面涉及评价为谁的根本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张远增副教授指出，将人民作为教育评价的价值主体是本次改革的重要底色，也与总书记一贯的思想方略保持一致。这意味着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要是教育评价的基本起点，应以人民关心的教育评价问题为导向，以人民的意见和满意度作为评判，由此研究确立评价的标准、搭建相应的实施体系。应该说，“为民”的理念作为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石[16]，在建设高质量教育时代也无疑是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导引。
再次，从以评促建的定位再视教育评价的新义。观念转变的第三层次体现在要对评价发挥的复合型功能有新的认识。张远增对于《方案》所言的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学习功能”“调控功能”和“研究功能”进行了细化的阐述，指出我们需要跳出以往对评价的测量、诊断、反馈、筛选等认识的局限，拓展并深化评价之于系统变革的意义。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卜健局长也指出，教育评价不仅关乎判断，根本还在于引导、在于良好生态的营建，还对未来教育规律的昭示应发挥启蒙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朱军文教授也认为，《方案》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教育发展、人才成长和选人用人观念的更新发挥作用，而评价研究的跟进也势在必行。
2、助力教育评价基层实践的“接轨”
尽管国家层面的评价改革总体蓝图已经绘就，但难点还在于实施。尤其是中观层面的区域教育系统和基层的学校教学过程，如何把日常的教育评价实践与国家的改革精神进行操作上的“接轨”，促进改革的落地，这更是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课题。会议交流中，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的翁文艳教授认为，无论如何教育评价还是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评价原理，结合政策要求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而在具体实施中各地区应结合实际科学合理地贯彻落实方案要求。对此，来自上海市有关区县的教育领导者和学校管理者也依托各自的实践分享了相关经验。
一是在区域层面搭建并优化教育评价的基础框架，为联结教育-评价-治理提供管道。近年来，上海各区县都在探索如何构建区域范围内落实国家和上海市教育改革的评价体系。上海市嘉定区教师进修学院祝郁院长就结合嘉定区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经验，分享了评价改革在区域落地的情形。概言之，嘉定区以“政策落地”“决策依据”“以评促建”“局院联动”四个板块为总抓手，将学生发展操作化为“品德发展”“学业水平”“身心健康”“生活品质”“成长增值”五个维度，基于学生特点，按照评价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外部和内部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以目标带动、评价撬动、问题驱动、项目推动为举措，在“五育融合”的实践中初步建立了具有嘉定特色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也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提升教育质量、营造评价良态奠定了基础。类似地，闵行区教育局长恽敏霞也分享了“五育并举”理念下区域教育评价探索的相应成果。闵行区在探索落实上海市绿色指标评价和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的过程中，依托专业研究和信息技术支撑，研制实践了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三级四类”数字化教育评价体系，其中学生发展包括“品德修养”“身心健康”“学业质量”“个性发展”与“成长体验”，三级评价包括“个体发展”“学校发展”“政府管理”，而四类评价除了“学生发展”，还涉及“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学校办学管理评价”“社会满意度评价”，由此也形成纵横交错、全面综合的学校教育督导评估框架。此外，闵行还积极借助信息技术支持，实现业务系统与督导评价数据互联互通，以数据为依托建立“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信息中心”三驾“马车”驱动的区域教育治理模式，让学生发展的个性化指导与干预成为可能。
二是在学校层面探索立德树人的具体模式，为课程-学生-教师的发展与成长打通实践中的“最后一公里”。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张敏结合该校“小公民教育”实践分享了她的感悟。近年来，学校尝试建构了指向现代小公民素养的学生评价体系，要培养学生感恩、好奇、关爱、自信、梦想、合群的“六要六会”素养。张校长从“变标准”“变方法”“变应用”三个角度，讲述了学校如何落实以变应变、主动求变的过程，由此为“小公民教育特色注入了新的内涵、新的发展。同样是在国家尤为重视、实践却相对忽视的德育领域，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赵之浩校长也分享了学校的经验。在探索德育评价改革中，建平西校在学生评价的环节推出了以“课堂生活”、“社会生活”和“个性特长”为主题的三张量表，采取定量结合增值评价的方法，不仅激活了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也转变了教师、学生、家长的育德观念。学生评价变革需久久为功，建平西校虽探索多年，但如何更好地以德育评价驱动师生进一步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提升，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实践、幸福感等高阶品质和非认知能力发展，还需不断反思。除学生评价领域的交流外，教师评价也备受关注。上海市晋元中学季洪旭校长在《让评价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发动机》发言中表示，评价旨在实现增值、促进进步，对教师的评价要兼具激励性和成长性，要找准关键指标、使评价主体多元化、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有效运用评价结果。他提出要创造一种让教师走向“自觉”的评价，老师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与评价、擅长的方向和可以生长的项目。晋元中学通过建立校级名师培养制度，将学校的培养机制和市区接轨，对学校名师梯队的培养起了很大作用。季校长践行的“评价共同体”理念，对微观层面教育评价的改进和创新都具启发。
3、保障教育评价系统运行不“脱轨”
任何公共政策都在设计和实施中存在落差，评价改革也同样面临应然性与实然性博弈的困境[17]。作为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的难题，如何为评价系统的转型和稳步运行提供保障，也自然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是对教育评价的“选拔”与“发展”功能进行恒常性的伦理反思，确保改革在方向上不走偏。华东师范大学白芸副教授认为，教育评价的基本功能还是指向育人与发展。但目前学生评价的选拔和发展功能存在冲突，教育公平仍面临现实危机。为平衡“选拔”与“发展”，我们在有关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中需要时常对其进行伦理性反思，而在评价体系改革之外，还需进一步落实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必要时考虑将高中教育（中职）纳入义务教育，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力也应提升。
二是坚持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与协同推进策略，确保评价生态建设和优化的战略目标不窄化。张远增副教授指出，让各方面评价构成一个精心设计的、可持续的、绿色生态系统，是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初衷。为此，在大“教育者”的范畴下，管教育、办教育、做教育、受教育、参与教育的人都需要明白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权责以及彼此的互动协作关系。杨浦区教育局长卜健也认为，新征程上的教育评价改革，要强化评价主体结构的开放性，提升评价的民主性。这既是改革的应然诉求，也是积蓄教育“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客观需要。
三是注重教育评价学理依据的应用和技术工具的打磨，确保测量和评价效能的减损。北京师范大学赵德成教授基于教育评价测量学的视角指出，促进评价改革落实和效能的实现，首先要对学生目标掌握程度、教学质量作出准确而有效的判断；第二，要严格学业标准，确保学业质量和教育质量达标；第三，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加强对结果的关注和评价；第四，应将四种评价以及教育教学、课程、教研、招生等等统筹推动。卜健局长也表示应形成完整的评价链，在理性依据和技术工具上下大力气。
四是依托评价改革的实践进一步强化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准的评价学术研究，确保教育评价科学和理论建设不掉队。朱军文教授指出，本次评价改革不仅在实践上有“破”有“立”，在学术研究上更是打开了广阔空间。他认为着眼未来，我们急需在具有公信力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细化评价方案、办学行为数据及其评价应用、如何过滤第三方教育排名的负面影响、一流管理队伍怎么建设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张远增老师也特别强调，缺乏科学、专业和客观的评价研究支撑，改革的实施不免会遭遇各种困扰；而积极加强高水平教育评价研究和理论建设，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形成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方案》预留给我们做学问的探索空间。
三、 在“调焦”和“变轨”的背后：领导力的作用
诚如前述，本次会议的总主题仍然关乎“应变局”和“新征程”下的教育领导力建设问题。而无论是政策研究的“对焦”还是评价实践的“变轨”，我们在透视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仍然鲜明地感到领导力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强化，是破旧立新、引领变革、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所在。这也是近年来国际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领域系列研究的指向之一[18-19]。会议交流中，有关领导力的话题高频出现，研讨成果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发挥领导力的支点作用，撬动未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荣誉会长奚洁人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当前由“三新”所界定下的新情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领导研究和实践显得更加重要且必要。而作为开启新征程的那个“支点”，恰在于领导力特别是学生领导力的教育。他进一步阐释了支撑高质量教育领导力体系的三个“支柱”在于：学校（组织领导力）、校长领导力和教师领导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组织领导力，具体表现为以信仰驱动的党组织的领导力无疑是中流砥柱。新时期党组织领导力的持续增能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此外，学生领导力教育和立德树人以及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关联尤为紧密，领导力就是一种复合品格和能力的彰显，就是指向学以成人、唤醒其主动性和自觉性、使之成为有担当能创新的未来人才，如果从现在抓起，未来十五年的教育成果无疑是可期的。同样地，华东师大李伟胜教授、白芸副教授、上海师大梁茜博士也分别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育评价改革以及高中教育过程公平的改善等议题下，谈及了有关领导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可见，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充分培育并发挥领导力的支点作用进而带动教育体系的变革，已成为与会者的基本共识。
其次，发挥领导力的应变作用，引领不确定时代学校组织创新。新冠疫情对全球社会的影响，让人们对不确定时代的生活有了更为真切的感知。尽管我们的学校和教育总体上经历住“大考”的冲击，但这对不同层次教育的组织形态以及质量效能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唯一确定是我们将与“不确定”长期共处，广大学校需要为此做好准备，而校长的应变性领导就显得尤为紧要。对此，来自北京大学的谢萍博士、香港教育大学的陆佳芳和陈君君博士结合各自的研究分享了他们的洞见。陆佳芳老师认为，大变局之下校长要循规蹈矩已行不通，只有创新才能应变生存。除了提升教师学习、建立目标、整合与协调教师资源、确保学习环境有趣等“常规招式”之外，校长还应具备“双元领导力”，不断给老师输入新鲜感和正面反馈，要走出舒适区带领师生与不确定性共舞，又要确保教学的达标和稳妥运行。谢萍博士分享了她在疫情期间对两所国内学校的案例研究，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校长引领学校可持续性发展的适应型领导力模型。她认为，适应型领导力的准则是“露台管理”：只有俯瞰整体才能更好地审时度势，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其轴心是“关系建构”，校长要在学生、老师、家长以及上级部门的各种关系互动中，搭建互惠的信任和支持关系；其指向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学校组织能力建构，它不只适用于校长，师生也应该具备一定的适应型领导力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应该说，疫情不仅给学校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以及组织成员的认知带来冲击，它引发的不确定性更对校长和师生的情绪状态造成莫大挑战。香港教育大学陈君君博士就“情智领导力”的话题做了专题分享。她认为，情绪智力是识别自己或他人情绪，并管理好自身以及在人际关系中情绪的一种能力。她从领导者对自我和他人的情绪评估、情绪管理、情绪运用方面阐述了情绪智力在学校领导中的作用，并从情绪劳动视角审视了学校领导的情绪特征。总之，正如华东师大刘胜男博士的回应所言，面对以上种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校长在危急时刻敢于拍板的决断力、处变不惊的执行力、赋权增能的引导力、情绪氛围的调控力对于组织应对挑战、灵活适应、创新变革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最后，发挥领导力的更新作用，促进学校和教师的持续性成长。除了对于领导力驱动学校组织和教育体系变革的关注之外，作为教育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的校长和教师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也是与会者热议的话题。贵州师范学院的郑玉莲教授对校长轮岗政策进行了持续五年的跟进研究，调查显示，我们目前的校长轮岗政策中更多是对校长的要求和规约，却较少提供相应的专业支持。这不仅不利于校长内生轮岗动机的激发，也不利于其快速适应新的学校并发挥能量，对其个人的专业成长而言也缺乏足够的助益。她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将校长作为增进均衡的工具性资源，还应从人力资源发展的角度优化政策设计，让轮岗也成为助推校长持续成长发展的良性平台。这就需要建立学校改进导向的支持体系以及县域内“校长-学校匹配”的常态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分类化的轮岗模式、科学设计轮岗程序。此外，作为校长领导力的重要维度，促进教师发展依然是少不了的话题。华南师范大学张倩博士尝试建构了“教师发展领导力”的概念模型，通过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的纵向历程和影响因素，她侧重从领导行为的视角考察了教师发展领导力的要素特征及作用路径，也就是诉诸愿景（激发发展意愿）、树立榜样（预见发展可能性）、赋权增能（参与发展活动）、支持指导（经历发展困境）以及搭建平台（收获发展成果）。这为当前学校层面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实践再添理论参照。如果说以上两位学者的报告更侧重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切入，那么上海师范大学的宁波老师则从更宏观的跨国比较入手，考察并回应了什么条件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校长队伍的议题。他基于大型数据库的量化分析，探讨了工作环境、工作报酬、工作压力对于不同国家学校领导者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在国别层面，研究发现校长职业满意度与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关联度较高，和工作压力却存在一种不显著的消极关联；而要提高校长职业满意度，并不存在简单普适的线性激励模式，反而更加需要根据国别情境采取相对综合的举措才能实现。显然，为了更好发挥校长领导力对于学校和教师的更新作用，还需要在系统层面的政策与文化环境的配套上着力优化。
注1：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更好地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要聚焦“五找”，也就是努力找出“观念上的差距”“工作上的短板”“措施上的弱项”“落实中的问题”和“安全上的盲点”。这一系统性的找问题、补短板的工作思路充分彰显出一种政策干预上的精细化“对焦”，其根本仍是指向“十四五”期间更好推进质量内涵建设的根本目标。参见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102/t20210203_512420.html（点击“阅读原文”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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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张海蓉、董辉
【来源】华东师大教管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27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