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丨沈洋：生孩子还是发论文？——工作合同与高校女教师生育的关联研究
一、导语
“非升即走”的制度给女教师带来了怎样的压力？这一制度又和女教师的生育意愿又有什么样的联系？“非升即走”制度还需要什么样的调整？6月9日下午的文科大楼1214，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沈洋副教授为参会师生分享了近期她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李秉勤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项对中国高校女教师的调查与访谈研究。
二、讲座回顾
沈老师首先分享了这项研究的起源，她说对这一研究问题的兴趣起源于她的亲身经历。中国高校的“非升即走”的制度在职称、晋升体系以及合同规定工作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模糊性，政策频繁变化也为身在其中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沈老师感受到“非升即走”制度下院系与校方的双重约束和管理，这促使她展开了这项研究。
该研究从预聘制雇佣角度切入，考察工作合同、工作压力和女教师生育决策的关联，并探究学术界女性如何调整自身的生育行为来适应工作。这一研究意图从女性视角出发反思“非升即走”制度的影响，希望能够优化政策，在政策设计中加入更多人性化措施。
沈老师接下来详细介绍了这项研究的研究设计和主要研究发现。她和李秉勤老师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进行问卷的发放并回收了453份问卷，深度访谈了7位教师教师，研究论文发表于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非升即走”制度让女学者感受到了压力，在调查中签订相关合同的女教师有61%表示压力非常大，而在没有签订相关合同的女教师当中这一比例仅有45.5%。
其次“非升即走”与女学者生育意愿的显著关联，其中未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群体生育意愿最高，已生育且已签订合同的群体生育意愿次之，而未生育过但签订过合同的群体生育意愿最低。
研究展示了女教师的生育选择和应对策略。研究将女教师的生育选择概括为生育提前和生育推迟两种实践模式。在调查中有16%的女教师经历了生育提前。而生育推迟的现象则更加普遍，调研对象中约有一半经历了生育推迟，问卷调查中约1/3的调研对象在评上副教授之后才生育一胎。
受访高校女教师对“非升即走”合同普遍持消极态度。约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制度促进了科研产量的提升，约四成的受访者认为此举激发了高校教师的积极性。而各约80%的受访者认为“非升即走”制度造成了教师科研工作的短视化并增加了她们的心理压力，另有70%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制度增加了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总体来看，近一半的受访女教师反对这一制度，并愿意在收入略有下降的状况下选择更加稳定的工作。
沈老师比较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讨论了国外高校针对女教师的延迟考核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反思和完善，并据此提出改善中国“非升即走”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研究的基本内容分享完毕之后，沈洋老师分享了这项研究从撰写完毕到投稿过程中经历的“命”与“运”，讲述了如何在投稿中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和论文撰写，以及国内外投稿的差异。
沈老师分享结束后，教育管理系副教授金津老师主要从研究选题、投稿过程以及政策借鉴的角度做了点评。金老师认为沈老师的研究是反思政策借鉴的一个很好案例，中国从美国学习和引入“非升即走”政策，但只是学习了概念上的经验或者元素式的经验，而没有了解美国在“非升即走”制度建立后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改进，相当于中国要付出美国已经付出过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政策借鉴中要从系统的角度看，而不是断章取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金老师向沈老师提出两个问题：1. 研究样本涉及31省份，研究发现是否体现区域差异；2. 研究发现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高校工作和制度的特殊性，而非高学历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
教育管理系副教授刘胜男老师从影响因素方面提出有研究表明女性的生育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生育观念影响，而非仅仅是工作制度和外部条件，如何在研究发现中体现“非升即走”制度外的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
教育学部高峰博士后江泓博士以及吕馨桐博士也就这一问题在高校教师中的普遍性以及该研究的政策建议实现可能性进行了提问。
沈老师首先结合这些问题详细说明了该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政策实施的现实困难，但是勉励在场师生在此研究基础上进行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高校女教师工作压力的特殊性，并可以将男老师也纳入研究对象，探讨完善“非升即走”制度的多种可能性。
在场师生又进一步从中外研究取向的差异性，研究发表的社会影响力，性别作为优势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拓了多个未来研究可以聚焦的方向。
【文稿作者】沈翁安生
【来源】华东师大教管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6月11日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