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变革中的质量领导：证据整合的过程
李伟涛：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的李伟涛。
我们知道不同国家和地区都会推出很多变革项目，这些项目做过一轮之后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是不是真的提升了质量？为了变革又会怎样去领导？这一直是我们学校变革话语当中的难题。对这样的难题我们文献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西部农村的“爱生学校”，这些学校的项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甚至进行检测和评价、督导，甚至进行政府的问责等等。这当中其实大家对质量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一样，虽然都在讲学校的改进和变革，但对变革的结果，大家理解可能不完全一样。我们有必要梳理学校变革质量到底有哪些维度。有了梳理之后，我们必然需要收集数据、寻找证据。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国家、上海市、区县也好，从学校自身也好，也会收集很多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是否真的就是证据？是否他的解释力会很强？是否真的有用？对我们未来的学校改进，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反思。今天我的报告主要是证据视角看质量的领导：学校变革的质量，到底有哪些维度？反映质量的证据，如何提高它的解释力和效用？
我主要是从上海政策取向里面进行研究。上海市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跟西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差异。上海的教育政策取向目前是追求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我的研究还考虑到上海市推进的新优质学校项目，以及我们学校课程领导力项目等等，同时我自己也对上海历史名校做了一些文献的梳理，还开展了一些问卷调查，特别是满意度的调查，以及我们也承担了一些区县第三方的学校改进评估项目。基于这样的背景有如下思考：
第一个是学校变革当中质量的维度。我的研究结果是PISA发布以后，我们上海的成绩还是比较优异的。在那个背景下，我就直观的感受到，在跟校长交谈当中发现，我们家长对于PISA这样优异的成绩其实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理解得那样非常好。家长还有很多的焦虑，这样的背景下也做了一个上海的课题，关于上海家长满意度的研究。这当中就形成了我自己第一个质量的认识，“双元模型”：一个是学生自己的发展；第二个是当事人的满意度，包括家长的满意度，教师的幸福感、学生的快乐程度。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侧重于客观，另外一个是主观的感知。这是第一个认识。
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又进行了拓展，形成了三维的提法，第三个维度是学校自身，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的学校是一个名校，毕业生很好，家长也很开心，但这所学校是不是能够在历史当中不断的余温未尽，获得可持续发展？未必。上海很多学校我称之为消失的名校，或者处于高原期，一直停滞不前。学校在校长的手里面组织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具备内在的核心能力，可能是第三个维度，就形成了一个三维的体系。
再往后发展，最近五年来我们感受到一个学校变革发展脱离不开整个区域的发展背景。刚才芬兰的教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学校就像池塘一样，水和鱼的关系一样。我的质量认识就到了第三个阶段：四维体系——学生发展；当事人获得感；学校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内在能力；另外作为一个学校，有没有对整个区域教育生产环境推动营造良好发展的责任，形成学校变革四维体系，这是近十年来对学校变革质量三个迭代形成的认识。
有了这样的体系，必然我们会涉及到路径、策略，也会涉及到评价。我今天主要是评价的角度，必然要收集数据。收集什么数据？组织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不是这个数据我们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数是不是四个方面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好像不一定。并且这个叠加在方法、技术上也有很多难题需要突破。
我们把测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课堂观察数据、教育发展趋势数据，完全地整合在一起，这个可能也需要我们研究怎么整在一起，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这个数据关于能不能获得幸福，得到家长的幸福，得到骨干教师的幸福？幸福之后这样的数据能不能对你未来的改进产生一定作用？也不一定。这就产生三个层级：第一个有数据；第二个数据得到大家的幸福；第三个这样幸福的数据确实能够影响我们学校未来的发展。这三个获得层级其实是逐步上升的过程。这样的证据整合其实是对整个传统结构的变革，为实现一定的目的，遵循一定的关系对不同要素进行整体处理的过程。
这当中我们碰到很多具体问题，这就是我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学校学生学业成绩不错，家长满意度却不一定高？比如有的学校的学生成绩不错，PISA也不错，绿色指标不错，家长满意度却不一定高。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温度。像上海陆家嘴一样，浦东陆家嘴地区，家长背景都非常好，留学、博士、研究生，但有的学校满意度不高。相反，在郊区和农村、南汇地区家长满意度很高，但明显知道两个学校的学生成绩不一样，家长满意度却出现这样的状况。怎么解释？这就成为一个问题。比如说以色列文章很多，这只是一个数字，如果要幸福的话，就说以色列哪一种文化影响了它产生了比较好的文章发表数量？这样综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家长期望值跟满意度往往是负相关。家长期望值越高，满意度越低。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是正相关的，一个是选择的因素，如果学校为学生提供很多多样化的课堂选择、社团活动选择，然后我们家长又能够参与在学校当中的管理，通过家委会，通过家校合作，进行一些活动、课程建设、管理评价，最后发现选择参与是两个正相关的因素，期望是负相关的因素。有的地区比如说陆家嘴，同样有的学校虽然家庭背景非常好，但家长对这所学校仍然是持比较高的满意度，就是因为这些学校在选择参与这两个因素上发挥了比较大的正向作用。
我们上海进行了全市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家长越是参与学校管理，跟班主任、老师沟通越多、越充分，对这所学校总体满意度也会呈现越高的状态，呈现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数据不等于证据，我们得出正相关不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关键是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找到证据所在。比如说影响因素是什么？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次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的还是挖掘证据的过程，而不简单是数据。证据并非数字本身，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于许多学校有很多创新变革的建议，比如说专家到了学校之后，经过调查给校长一个建议，“你们学校可以做一个什么的设计项目”。校长觉得挺好，但最终很多学校并没有采纳我们来自于专家或者是骨干教师，或者是家长的建议。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进行分析。
上海市的调查有一项：“如果让你参加学校变革创新项目的话，让老师选择，哪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将近70%的老师都认为有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建议虽然很好，但在学校不能落地，就在于老师没有这样的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变量，会影响到整个学校改进证据的采纳。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概念，采纳不等于采信，第一步只是入门，要得到我们校长、局长的采信，采纳是第一步。
我这里举个例子。很多老师参与学校管理只是参与总体的，比如说座谈会、建言献策，但跟他自己相关的课程方案、教学计划、项目设计，这个参与比例都比较低。这些方面跟我们老师是最为相关的，他都没有参与。教师参与的话是一个好的规划，我的结论就在于一个好的学校发展一定要让老师参与课程规划、学科规划、项目设计等这些跟老师最为直接相关的数据。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在于，我们的学校变革质量领导，证据一定要经过二次转换：第一个转换就是从数据到证据，第二个转换在于从证据到证据的采信。
面对未来，我有三点展望：第一，是先进的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的推广。这个应用将为我们证据整合提供更为便捷的支持，缩短我们的局长、校长等待的时间，进而提高他采信的动力。但人，我们的校长、局长，质量的领导者是关键变量，人永远是在中间的位置。第二，证据链的思维对我们的质量领导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影响学校变革因素增加情况下。第三，基于证据的质量领导，未来也会受到整个中国、上海更为开放、民主、政策制定的环境，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的一种外部推动。
我们相信上海这样大的发展环境背景下，基于证据的领导会做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文稿 | 教管系2018级硕士 唐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