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艳 | 设计与基层探索——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关系辨析
程红艳：
大家好！我主要的内容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改革需要基层探索，第二个是学校变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第三个是教育变革如何实现从学校变革到教育改革的路径。
我为什么要去思考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个我们现在谈顶层设计，我们谈的太多了，其实我们顶层设计代表了官僚和知识精英的智慧。第二，通过文献研究我发现我们做教育改革的人是一群人，做学校变革的人又是另外一群人，两者之间非常难找到一个嫁接点，从我的角度，我认为我们可能要把学校变革看作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能还要问到底是教育改革改变了学校，还是学校变革影响了教育改革。有这三个背景，我特别想关注教育改革和学校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我想思考一下，顶层设计是非常不够的，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解放思想、开创教育影响非常大。20世纪90年代对于普及业务教育影响非常大。到了新世纪，对于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确定，也影响了我们未来教育的方向。到了十九大之后，对我们高中教育的普及化，这样一个战略发展，也影响了我们的教育发展。但由于这种全能政府，由于我们对强势政府这样的心理，我觉得顶层设计的不足、缺陷，可能有时候我们还考察的不够。有哪些问题呢？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个是顶层设计的变化条约、宽严失据。顶层设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改革风险预计不足，应对乏力。这个地方我可以以武汉市中考政策的改革为例，2007年的时候，武汉市用等级制取代了百分制，认为百分制一分论成败，淘汰率太高了。我们全部转化成等级制最高分是12分，分数越较越能进入好的学校，在家长的一片质疑声中，2011年，政策实行了4年以后，马上回归到原来的百分制。因为顶层设计缺乏大众参与，所以风险预期不足。比如说我们强调发展，强调城乡教师交流，我们就派教学能力比较差的老师参加交流。我们强调素质教育，我们学校所有的工作都变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原来他就被泛化了。还有我们顶层设计往往让利益相关者成为看客，他的意义感很匮乏，所以很多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他都批评。我们大家不愿意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惰性，因为我们有功利的考虑，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顶层设计存在种种的问题。所以顶层设计就使得我们基层的探索成为必要性。
我从这几个方面阐述基层探索的必要性。
第一个基层探索是渐进性的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我们当前恐怕不能再去找那种突破式的教育改革，我们也不可能借助于急风骤雨式的改革，明天我们学校、教育就变得像我们期待得那样，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现在教育发展已经到了由过去的规模扩大，到内涵式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基层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基层发展的变化，我们整个教育界才会有新的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学分制离大学还非常遥远。仅仅是在一些做的比较或的大学开始实施学分制亿，到了90年代后期，学分制获得了制度认可的活法性，成为普遍的做法。所以我想这个经验可以引导我们现在看高中的学分制课程改革。所以我们想探索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内涵式的教育发展，基层探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二个基层探索的必要性，他体现了民众的智慧和民众的意志，为改革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和合理性的认证。当我们改革有充分的一线学校，已经做了尝试，这样的根基就打的牢，比如说我们素质教育的改革，我们知道喊的很响，但我们看来看去素质教育在学校一线中没有形成一片。基层探索提供了具体化实践的参照。麦克弗兰讲了25%、75%的规则，25%是指导性的理念，75%是怎么实行这个理念。所以基层探索就实现了把这个理念具体化的途径。
第二部分，学校变革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我想先讲的是学校变革和教育改革，他是一种非线性发展的关系。并不是教育改革一改，学校变革就完全改过来了。所以两者不是一一对应完全同步的。教育变革可以先于或者落后于教育改革。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检测站和落脚点。教育改革如果不能转化为学校质量的满意质量提升，效果也是有限的。学校变革也可以成为撬动整个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为学校是教育最基本的单位，整个学校是教育系统的缩影，所以从学校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可以增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认知。学校再教育改革中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具有多样性、生态性、适应性的特征。去年我为了完成国家课题，我对我们当前有哪些代表明日之教育的学校，我找到了四类，第一类是公立学校中破冰现行者，第二类是适应普通城市中产阶级的民办学校，不昂贵。第三类是立足于培养全球公民的国际学校，第四类是与众不同的另类学校，比如说华德福学校。从这四类学校的探索，我们看到了我们当前的学校并非是大家想的沉闷的一片，也有改革的亮色，未来改革方向就是以满足学生需求和成长需要为中心。我相信只要给了学校变革的自由，他们是可以成为变革主体的。
最后一个部分是学校变革如何走向教育改革。第一个是建构学校变革共同体。还有我们要推进大学和中小学合作，从U-G-S模式，发展到U-G-S-S模式。
这个地方我提出第一个策略就是建构学校发展的共同体，学校变革的共同体，我定义为多所学校凝聚在同一个教育信念的旗帜下。他们对教育使命有着共同的愿景，并在此基础上学校可以彼此合作。他们毫无保留，比如说不隐瞒出现什么问题，也不隐瞒先进的经验，资源共享、经验分享。我认为这是当前数量不多，但是最有前景最有活力的一种学校变革的方式。
第二种是推进大学和中小学合作，从UGS模式发展到UGSS模式，UGS模式我认为投入很多，但见效比较慢，我这里以武汉市的从2016年开始委托管理项目为例。每个学校投入了30万元，因为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我就时刻关注着他的成果推进效果怎么样，推进的效果我发现大家都会说太难了，推不动。为什么？我这里想他的原因是大学和中小学文化差异太大了。而且大学和薄弱中小学中间没有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媒介，这个地方我想讲UGSS模式可能是更好发展的趋势。我们在育泉小学也做了一个项目，这个是好的学校，发展了周围薄弱的学校，我们发现见效非常快，对薄弱学校的师资改变很大，然后他的投入又非常少。UGSS模式里面合作的不止一所小学，而是多所的。而且中间是异质的，既有城市学校也有乡村学校，有好的也有差的，之间实现了多项的交流，这样可能是更好的，尤其是这种合作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参与，而不是拉郎配的状态下可能效果更好。
第二个是推进学校变革的区域实践，这个地方我想第一个我们是以学区为单位，我们到一些学校、地区，某一所学校变革的非常突出，我们在设想能不能以这一所学校作为中心，作为变革的中心，利用联系的原理和催化的原理，让他对其他的学校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我个人认为这种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改革中是可能会出现的。还有第二个方面，把学校变革实验区改革的成果制度化。在这种以这种县域范围内的学校变革基础上，我们把县域改革成果推广到省域，建立三级学校变革的机制。
这里我举个例子，还是以素质教育推行为例，我们会发展2007年山东省素质教育推行就是成功的，有很多数据显示，素质教育是以高中为抓手，校长和老师支持率很高。那是因为山东是以省为区域，这种范围来进行变革的。南京只是以市为区域的变革，这个以市为区域的变革非常难以改变高中层面的问题，只有以省包括以国家层面的改革才能解决高中的问题和高考的问题。
还有就是把学校变革的实验区成果变成制度化。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赋权学校变革，让校长和教师成为改革的动力。我也希望我们教育改革讨论的空间和渠道，我暑假的时候给高中的校长上过一次课，我说你们对于高考是什么看法，你们是什么意见，校长告诉我说，我们私下里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不说。我们到了公开场合不说，为什么不说，我在想大众的利益越广的话题，我们还是让他有一些公开讨论的空间和渠道。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大众成为教育的催化剂和润滑剂，教育改革是各方的力量汇成的共识。
谢谢大家的聆听。
发言人简介
程红艳，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有：道德教育和教育哲学；对于基础教育研究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希望在实践一线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和经典阅读并重。程红艳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设计与基层探索——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关系辨析”的报告。
图文来源：华东师大教管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