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首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8-09-05浏览:201设置

新挑战、新探索、新思考

 ——首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发表于《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4期)


李梦圆 董 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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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教管系 第一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述评.pdf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成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宏伟工程的有机组成。三年来,有关构建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格局以及推进放、管、服结合的政府管理转型的顶层设计不断明晰;研究界关于教育治理多元参与、跨界协作、共求善治的宏观阐释与学理分析也逐渐成熟[1] [2];与此同时,教育一线的创新与变革也在体制内外不断地萌生扩散,各种研讨会层出不穷,俨然一派热闹的教育变革图景。前不久,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理念,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为推动更公平优质的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而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则更明确地提出未来几年教育领域制度环境改善和优化的具体任务,为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的深化制定了行动指南。

在此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1712月初策划召开了首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会议继续秉持“聚焦前沿、国际视野、跨界对话”的办会传统,邀请了美国、芬兰、日本、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知名高校以及内地多所著名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会同上海教育行政和科研部门、中小学校教育集团等单位的领导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50余人。与会者着眼于国内外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领域发生的真实问题、热点问题、疑难问题展开交流,增进了不同国别、区域和文化语境下相关理论和实践前沿动态的分享和对话,也进一步挖掘了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领域本土命题的理论价值和中国经验的参照意义。

本文在详细梳理会议发言的同时,也参考相关文献对本次会议的成果进行了统整,呈现时下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领域在实践和研究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浮现的新探索和引发的新思考。


一、直面复杂性: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的新挑战


我们处在一个日渐复杂的激变时代,一个变动不居的“液态社会”[3]。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各种变化使得复杂性、紧张不安和矛盾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传统的政府管理和政策实践难以应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公与私部门合作治理”等新模式应运而生[5]。与此同时,公共管理与政策(也包括教育领域)实践的形态也更为复杂。近三十年来,公共(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复杂理论模型开启政策研究的新范式。这种直面复杂性的研究进路,为我们讨论当前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诸多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次会议的不少报告和分享也再次令我们真切感受到当下很多教育问题的复杂属性。

其一,某种我们期待中的教育结果与其成因和影响因素之间并非线性关联。

香港教育大学汪雅量(Allan Walker)教授在追问“中国学校成功条件”的过程中,以上海PISA成绩雄冠全球的事实为切入点,冷静地拨开国际社会关于上海PISA成绩两极化的各种评论和复杂情绪,更为客观和整体地考察了上海乃至中国教育成功的“内核”及背后的复杂因素。他指出,上海教育的成功正是在一系列矛盾对立、此消彼长、制约平衡和相反相成的条件所构成的“迷思”中生成的1。这种“优势”和“劣势”的紧密扭合,就像“一口水井中的两只木桶”(two buckets in a well)一样,刻画出并不完美的中国教育系统所独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汪教授看来,任何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教育政策系统、学校组织和领导模式以及教师教学方式等复杂脉络来解读上海乃至中国学校之成功的观点,都不免流于浅表;而简单将上海的某些举措视为通往教育成功之“最佳实践”的想法,也都难以奏效。

,教育和社会问题越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嵌套关系。

社会议题的“无边界性”(boundarylessness[6]在教育中体现得分外明显。日本北海道大学张扬教授基于对北海道北部地区小规模高中学校撤并问题的调研指出,在日本“人口减少型社会”背景下,地方高中多遭遇了由生源数量长期不足所导致的学校撤并危机,这正是“教育问题、社会根源”的典型案例。为此,地方居民联合社区、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地区治理大局中实际而迫切的需要——为本地留下学校、留下学生、再进一步为地区的未来留下人才。除了已有的各种联合行动之外,未来如何协调学校规模和师资配置,如何在生源不足的条件下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如何协同学校的特色发展和地区的重建与发展,都将是日本教育界及社会各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我国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境况,如何通过教育的创新带动区域的复兴、如何通过区域的发展反哺教育的改进,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复杂问题,但无疑将是未来教育和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

其三,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的政策在实施环节仍充满不确定性,而如何判定改革的成效、凝聚变革的共识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

对此,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克里斯多夫•鲁宾斯基(Christopher Lubienski)教授介绍了芝加哥地区教育政策变迁和学校改革的实例。作为“新自由主义”教改的典型,不少研究发现,芝加哥学校改革所鼓吹的“尊重个人自由、提倡消费者选择、减少行政干涉”的主张与实际的政策成效并不一致。这再次印证了政策的实施过程交织着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从理念假设到实际成果远不是按部就班的线性流程。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研究者基于充实的理论和证据表明现行改革存在诸多弊端,但由于研究成果过于学理化的表达,未能很好地回应决策者和公众的理解能力和认知偏好,反而使学者的声音沦为一种“自我限制性话语”(self-limiting language)。这里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在教育治理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大学、智库等专业话语的介入[7];另一方面,在愈发多元化乃至“政治化”的公共政策议论中,如何借助高质量的研究不断提升各治理主体以及公众的政策认知水平、有效凝聚行动共识,已然是当务之急。

最后,教育变革在“时间”维度上所衍生出的挑战和复杂境况,成为对各国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莫大考验。

伴随时间的推移,任何教育改革举措和政策干预都有其生命历程,时移事易带来的各种变迁,不断挑战着既有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将“永远在路上”作为应对转型和变革的恒常心态。对此,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教育领导研究院的米卡•瑞斯古(Mika Risku)教授以芬兰1917-2017百年间的课程改革历程为背景,着重介绍了2014年以来芬兰新一轮课程改革之下的教师适应、教育评价以及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现实挑战。瑞斯古教授特别提出,要给课程改革以不断更新并适应实际环境,进而促成质变的充分的时间、耐心和社会包容。在当前这个追求“即刻可用”和“立竿见影”的“速效政策”(fast policy[8]时代,相对于变革的胆识和智慧,守望的勇气显得更加必要而可贵。


二、联动与协同:学校变革及优化机制的新探索


 “体制机制改革”成为2017年国家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指向。而其核心,在于由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类教育治理主体各就其位的前提下,尽可能释放系统的活力与创造力[9]。一个有生力的教育系统,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引力,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活力;既需要由外及内的压力,也需要由内而外的动力。聚通各方合力,才能推动系统的自我更新、不断改进,以实现教育生态的持续优化。如何在“上与下”、“内与外”的联动和协同过程中探索学校变革和优化的可能路径,也是本次会议不少与会者思考和交流的重点。

其一,构建“上下相济”的学校变革生态。

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无疑需要科学前瞻的顶层设计,但系统变革的有效推进更需要尊重一线的基层探索。对此,华中师范大学程红艳教授格外强调,顶层设计虽然重要,但因其过于宏观、风险估计不足、未能充分吸纳公众参与而往往存在局限和缺失。相形之下,实践中的基层探索更有助于渐进式改革的生长和壮大,也最能够吸纳民众意志和智慧,进而让实践者对于变革具有更强的参与度和掌控感,这是基层教育创新和变革得以扎根和持续生长的关键。因此,科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赋权学校、教师和公民社会,培育和支持他们的改革自主性,尊重他们在基层试验田中的有益探索。相应地,华东师大李伟胜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的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关注优质教育资源在学校层面的自我生成。学校优质化往往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进阶过程,从个别特色活动(项目)的孕育发展为系统化的校本课程,集中体现了学校内部自下而上的自主创生;再借助学校发展规划(包括使命、愿景和行动路径的确立等)的编制,实现自上而下的战略统领,就可能打开学校微观系统内“上下相济”的发展格局。一所学校如此,区域系统亦如此。

其二,开创“内外相容”的学校改进格局。

在“优质公平”的教育改革诉求下,致力于改善和提高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在各个层面不断涌现。对学校组织而言,面对不断强化的外部变革与改进压力,其内部的动力生态如何、内外部力量和要素之间是否能够有效融通,往往对学校改进的成效有极大影响。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张东娇教授从识别能够激发学校求异创变的内外部压力(动力)出发,结合学校组织变革的相关理论,以新旧组织管理与文化要素在学校变革中的介入与破立、斗争与博弈、驯化与融合进而达到某种平衡的动态过程为线索,解释了嵌入、博弈、濡化和平衡四种学校变革机制。张教授据此提出四项学校变革策略,即以学校教育的具体目标为学校变革的结果指向;管理变革的阻力并培育校长、教师和行政部门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全面更新并重构学校文化、组织结构、师生认知与行为以及校园物理环境等;积极联合学校内外部各方面的支持性力量、汇聚有助于推动变革的领导性力量。

相对于张教授的理论洞察,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市教委原副主任尹后庆在分享上海“新优质学校”建设的经验时,以更为真实的学校案例呈现了区域教育改革“由外及内、内外相融”的立场转换与机制探索。“新优质学校”的集群发展作为新时代上海教育改革与发展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集中体现了政府引领学校教育从“外部功利”追求向“内核本源”价值复归的努力。尹会长多次强调,摒弃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功利价值的束缚,转而关注人的发展、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学校内涵的提升,是这批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成为“新优质”的根本所在。这些学校立足教育的本质、扎根所处的社区、遵循学生的特征和需求,实施学校课程和教学的不断改进,着力将理想的教育和课程通过学校和教师专业化、创造性的劳动转化为学生能亲身体验到的教育服务,落到学生身上、进入孩子心灵。而在这个“开掘内涵”的过程中,政府在区域层面除了做好资源配置的均衡之外,更为注重专业支持的到位、给学校生命机体注入持续动力;注重社会氛围的塑造、为新优质学校的发展壮大提供适切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区域教育评价机制(绿色指标体系)的改革和优化,引领学校在坚守教育本源价值的基础上,借助于发展性的“健康体检”,聚焦内部教育教学过程的不断改进。这个“内外相融”的改进理念和路径,与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教育学者埃尔默(Richard Elmore)所倡导的“由内及外的学校改革路线”(school reform from the inside out)不谋而合[10]

综上所述,无论是“上下相济”还是“内外结合”,与会者分享的理论思索和实践探索都强调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参与者走向更深度的联合行动和同侪协作。正如瑞斯古教授介绍的芬兰课程改革对于国家和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分工协作的重视,体现了其致力于构建适应地区文化特点的课程系统的同时,也注重培育信任、合作加责任式的同僚合议文化(collegial cultures[11]。张东娇教授讨论的“学校变革支持圈”、程红艳副教授论及的“大学-政府-学校群”构成的“变革共同体”,也都关涉联动和协作机制的建设与改进问题,这些都是教育治理背景下学校变革路径的基本共识和必然趋势。


三、领导力紧要:提升治理能力和引领学校变革的关键


诚如前述,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和社会议题往往相互关联、彼此嵌套、牵一发而动全身,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征。例如,各国教育改革都极为关注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如何挽救那些失败的薄弱学校turning low-performing schools around。这绝非是一所学校的事情,而是与整个社会的转型休戚相关,是一个典型的令人头疼的“魔性问题”wicked problem[12] [13]。关于这类问题,我们甚至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更谈不上拿出有效的干预对策。也正是这样的复杂“魔性”问题,才恰恰需要摒弃传统的管理和行政思维,通过领导力leadership)的唤醒与提升,吸纳群体力量和智识来共同予以应对[14]。领导力在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中如此紧要,也引发了本次会议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侧重从学校和校长领导力的维度分享了相关的研究和思考。

日本筑波大学浜田博文教授主要从日本教育治理改革和校长任职标准的角度,阐释了校长领导力的新挑战。自1998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一份关于“扩大学校裁量与决策自由、重构学校管理以及科学化校长人事任命”的提案后,带领全体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把学校建成合作型的自治组织,就成为教育治理背景下校长必备的能力之一;2009年,日本教育管理研究协会发布的校长职业标准,进一步从“建构学校愿景”、“为学校改进和教职员工的专业发展营造合作性的组织结构和氛围”、“有效利用人力、物力、金融和信息资源”以及“建立与家长和社区的协作关系”等方面对校长领导力提出明确要求。政策指令与行会标准双管齐下,这既凸显了“领导”有别于“管理”的内涵要求(“管理”通常指向学校常规工作的维系和运营,而“领导”偏向于引领组织成员应对变革[15]);也反映了教育治理中“合作共治”精神在校长领导能力建设上的本质要求。虽然标准先行已近十年,但这样的领导转型在日本乃至东亚文化背景下仍显得不无挑战。

相对于领导力的技术要素而言,浜田教授还尤为强调校长应具备理解学校运行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的眼界,并在领导行为中兼顾专业权威性和道德伦理的标准。这也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认同。来自加拿大的比较教育学者罗伯特•普日比斯基(Robert Przybylski重点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了“中国的校长是否能通过学习和应用美国同行的理念与做法实现学校改进”的问题。他依据64篇中美校长领导研究的文献,分析了两国校长在领导实践中所面临的具体挑战、行为特征乃至成效。校长需要精专于教学、善于在学校组织中构建共同愿景、善于整合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善于拥抱并应对外部变化,这些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都显得非常关键;然而他特别强调,中美学校领导者面临的挑战虽有共性但差异明显,在用“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冷静和审慎,切忌简单照搬移植。事实上,“无情境不领导”,情境的重要性在领导学研究中已不断凸显[16];在教育领导研究中,尽管基于西方立场或单一视角的研究模式受到质疑,文化情境多样性在领导理论和实践探究中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17],但是纵观几十年来的文献可见,扎根情境的知识生产在教育领导研究领域仍然局限在英美等国,特别是美国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其他国家研究者的影响还十分强劲,领导学知识的“美国化”十分明显[18]。因此,真正做扎根本土的领导探究和实践总结,任重道远却意义重大。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杨颖秀教授则从“道德”和“伦理”的维度,回应了治理转型和学校变革背景下校长领导力的发展问题。事实上,领导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不仅是一般组织领导行为中无法抽离的核心元素,更是作为教育组织的学校彰显其“教学”和“教育”意义与价值的本质要求[19]。而脱胎于“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理论的“诚实性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概念,正是对“变革型领导”价值无涉问题的一种修正,主张调和领导者个人积极的心理品格和组织正向的伦理氛围,在领导者的自我发展中,培养其形成更好的自我觉知、内化的道德观念、平衡的信息加工能力并与下属间形成更为透明的交互关系[20]。杨教授的分享正是基于“诚实性领导”展开,她首先强调真正有效的学校领导行为离不开领导者对追随者的“道德吸引力”;其次,在激变与浮华的时代,校长要有效回应来自各方对其领导行为“真实性”的挑战,的确需要致力于反思并遵从其内在的道德价值标准,努力平衡多方信息和意见诉求,积极建构透明的领导者-追随者关系;再次,无论是在师生之间还是领导者和教师之间的真诚沟通和交流,都有利于合作互动关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学校变革的生发。为此,做好诚实道德的价值引领,并由此为核心辐射发展校园中平等透明的教育教学环境、激发师生的创新实践、激励团队合作实现共同目标,是学校领导者进行诚实领导的可行路径。

以上讨论涉及学校领导力建设的政策导向、关键变量以及本质内涵。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来看,在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布局中,我们越发强调学校的依法自主办学,与此同时我们已经颁布《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也新近出台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这都在推动校长及学校领导力建设方面提供了适切的政策依据。然而,在关注课程教学、信息技术应用、学校文化更新、薄弱学校改进等方面的领导力和绩效提升的同时,深度思索如何根据本国、本地、本校的具体情境,来为学校领导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滋养,不断发展既能与国际对话也彰显本土气息的教育领导理论和模式,同时不忘对学校领导的道德和伦理向度予以关切,努力办出既有效能又有道德的学校,就成为教育领导理论与实践的努力方向。


四、结语与展望


本次会议汇集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领域和界别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对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议题下的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分享与交流。相较以往同类会议偏重对宏观问题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报告主题趋于具体化、多样化,更能够敏锐捕捉与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相关的真实而微观的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细致入微地考察。我们认为,这是本领域研究和实践逐渐深入的结果,也预示着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的进一步走向,那就是以更为“接地气”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持续关注并推进真实教育变革的发生。

一方面,我们要在“鸟瞰”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领域整体走势的同时,不断聚焦研究的关注点,密切跟踪那些蕴含着治理转型和学校变革意义的真实问题。

推动本领域研究从宏观性、理论性和思辨性为主的态势,向真实性、具象性和经验性研究的转化,以实证研究思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建立关联,整合典型案例与经验数据(证据),详细描绘、分析、阐释和总结当前我国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的动态过程,自下而上地完善理论的建构。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报告正体现了这一趋势。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李明华教授关注到家长的行为模式在教育治理中的潜在作用,有别于“过度焦虑”、“虎妈狼爸”等社会标签对中国家长的刻画,李教授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选择和内容管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偏好远期回报的理性行为,这种糅合传统教育文化和现代市场逻辑的行为模式,对于我国教育治理格局的建构究竟有何种影响,都是有待深入考察的问题。另外,华南师范大学赵敏教授的研究聚焦在“新移民”背景下师生冲突的治理策略上。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呈现了师生的冲突认知和冲突过程方面的系列特征,并给出相应的化解对策。师生关系是校内最为主要的人际关系,了解师生冲突的新时代特征,帮助教师应对多元化挑战、引导师生乃至家校从冲突走向合作,这在教育治理的语境下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关注如何促进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研究在概念和语言上的转向与更新。

一是挖掘概念和术语更为“实质性”的内涵。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停留在语言游戏的层面上去追求学术中的“时尚概念”。上海协和教育集团课程与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任弗朗西斯•布鲁斯(Frances Bruce)女士,就专门论及了“变革”作为一种“时髦词儿”(buzzwords)在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偏狭与局限。她指出,我们不能为了追逐变革的潮流而空谈变革,而应切实通过明晰目标、周详谋划以及追问时效的领导和管理策略将教育变革落到实处。这样的提醒也同样适用于“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越是在治理和变革备受关注的时代,我们越需要规避肤浅的人云亦云,而不断追问和思索这些概念和术语对研究和实践的实质内涵与本真意义。

二是促进概念和术语更具“对话性”的转变。

美国社会学名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曾尤为推崇一种政策研究模式,那就是将政策研究视为一种“面向公众的公共性活动”,其意不单是为政府提供问题解决方案,而要是为不同利益群体代言,以研究来提升公众对政策议题的认知,夯实并扩充公共决策的知识基础[21]。无独有偶,本次会议上美国学者鲁宾斯基(Lubienski)也提及学术研究应该摒弃“自我限制性话语”的约束,积极走出象牙塔,充分利用“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赋予学术研究的政策话语权,增强成果在语言表达上的“可沟通性”和“易理解性”,有效发挥学术力量参与教育和社会治理的作用。让研究概念、术语以及成果更便于利益相关者进行理解并展开对话,这也是本领域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三是提升概念和术语更加“本土性”的意蕴。

当前,我们在密切跟踪国际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研究的前沿动态时,更要积极反思和明辨西方理论视角的优势和局限,适度摆脱学术研究中的“无我”状态,努力从现实挑战和本土情境着眼,审慎考察社会情境和文化传统因素对于课程教学、学校管理、教育领导及治理等系列问题的重要影响,尝试在准确把握教育治理和学校变革的中国经验和故事基础上,提炼本土概念、建构本土理论。这也是我们以更负责的态度、以更有质量和深度的知识生产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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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而言,上海教育的成功体现出一系列系统优势(如整体的相对公平、教师教研经验传递与互助、教育资源的区域和校际调配与共享政策、校长领导力的进步等),也包含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精英教育占据大量优质资源、教师职业等级体系中晋升和竞争的冲突压力、行政任命下校长领导有效性危机等)。这些因素往往是对应联系、难以分割的,上海教育在此基础上展现出的成功,正是一系列矛盾和对立性因素扭合的产物。



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资料

序号

作者

题目

汪雅量

亦福亦祸的教育迷思:探寻中国学校成

克里斯托夫·卢宾斯基

新自由主义、阻力和自我限制性语言

米卡•瑞斯古

从教育治理视角解读芬兰201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玛丽-伊丽莎白•皮尔斯

美国的特许学校

程红艳

设计与基层探索——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关系辨析

尹后庆

新优质学校创建的上海经验

浜田博文

日本教育治理改革和学校领导力

Robert Michael Przybylski

学校管理者的领导力任务:中美比较研究

杨颖秀

诚实领导:还学校一片教学蓝天

李明华

家长行为在中国教育治理中的作用

十一

张扬

教育治理概念下的学校撤并问题与地方高中发展现状

十二

弗朗•布鲁斯

变革:流行语和效能

十三

赵敏

新移民背景下中学师生冲突的特征和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的调查

十四

李伟胜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学校变革

综述

李梦圆 董 辉

201712月首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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